俄狄普斯的悲剧无疑向我们揭示了乱伦的反社会性。当然它更侧重于人类对强大的自然力量以及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的无奈。尽管《俄狄普斯王》表现出的是人类渴望战胜自然但最终还是败下阵来的悲剧性冲突，但人类社会对乱伦的排斥性在悲剧中仍然是旗帜鲜明和无可置疑的。

    与上述例举的非洲部落不同，弗洛伊德考察和研究的澳洲土著部落对乱伦行为有十分严厉的禁忌制。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一书中做了这样的描述：“依我们看来，自然不会期望这些可怜的、裸体的吃人生番在性生活上有什么道德观念，或者在他们的性冲动上加以高度的限制。然而相反地他们却极尽其最大的努力，严格得近乎痛苦地防制着乱伦的性行为。”这种禁忌制是依赖于一种“图腾”区别宗族的原始社会制度而存在的。尽管研究者还不能断定这种图腾制度究竟起源于母系还是父系社会，或许“先前总是源于母系的传处，后来乃为父系所替代”，但可以断定的是“隶属于某一个图腾乃是澳洲土著一切社会义务的基础。它一方面延伸了部落关系，另一方面则防止了血族通婚”。研究还表明，“图腾关系比血亲或现代的家庭关系还要强烈”。这些部落的男孩到达某一年龄便不可再居住于家中，而必须迁入一种“营舍”内吃住，从此直至终生都必须和自己的母亲以及姐妹保持严格的“回避”；女孩也在“青春期后与成婚前必须回避其父亲直至结婚以后为止”。违反乱伦禁忌的人必须遭到十分严厉的处罚乃至处死。俄狄普斯悲剧或许就是已经文明化的希腊人对这种流传于人间的古老禁忌制的神化和故事性再现。弗洛伊德说：“我们应该承认，野蛮人对乱伦这件事比我们敏感得多了。也许他们常承受更大的诱惑，所以不得不建设更牢固的防御工作。”这种部落土著虽然仍被弗洛伊德称作“野蛮人”，但他们比起更早的祖先来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文明进步。他们的禁忌制为后来发展的现代文明的道德和法律精神奠定了基础。

    从上述对图腾部族的考察可以看出，人类发展的某一阶段，对乱伦的禁忌制是大张旗鼓的、无“遮蔽”的。乱伦行为被视作反社会的行为而被大加挞伐。在这一阶段，乱伦禁忌制的无“遮蔽”性，是因为人们的家庭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异常地紧密，以及性行为和他们的裸露的身体一样几乎是毫无“遮蔽”的。

    那么，在现代相对独立的家庭模式和完全私密性的性生活中，乱伦是否减弱或消除了它的反社会性呢？答案必然是否定的。或许有人认为，假如乱伦仅仅发生在自己家里，并不伤害其他人，那就完全是人家自己个的事，与社会关系不大。这种认识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们且不说那因为乱伦而杀害父亲的极端行为，就拿小说中完全发生在自己家里的乱伦的母子来说，这种行为从一开始就潜在着对社会的危害。自从小说主人公残疾人产生了乱伦的念头，母子俩就陷入了与社会伦理道德尖锐的心理冲突之中。小说中的母亲先是“想用自己换一个儿媳妇”。即使母亲对那“傻大姐”的父亲——一个“老不拉叽了，什么事情也做不了”的老头以身相许是出于“自愿”，而她想让自己的儿子娶那个“智力水平还不及三岁儿童”的“傻大姐”的初衷本身就违背了社会道德和法律精神。假如这件事不是因为被残疾儿子自己“搅黄”而没有做成，那么结果肯定也违背了“傻大姐”这位妇女本人的真实意愿。后来，她又把儿子背到一个色情服务的发廊。她过后“红着脸，低着头”的神情清楚地表明她知道那种地方的性质。然而，两害相较权其轻，原本善良本分的母亲试图寻找一种“罪孽较轻”的替代行为来预防乱伦的发生。小说情节发展至此，尽管真正的乱伦行为尚未发生，主人公与社会伦理道德乃至法律秩序的冲突已经以其它形式表现出来了。

    小说中的母亲最终被儿子鞭笞致死，而且是“心甘情愿”地被打死，乱伦的悲剧被推向了高潮。残疾儿子杀死母亲的行为虽然与前例十八岁的中国“俄狄普斯”杀父的形式不同，但同样都是反社会行为的极端表现。无独有偶，《撕开遮蔽》例举的“曾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母亲”和儿子乱伦的结局也是儿子的弑母。即使乱伦最终没有导致杀父杀母这样的极端行为，也不可避免地要和社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冲突。前面例举的一个母亲与两个儿子间的乱伦，小儿子与母亲的矛盾实质上已经是社会冲突向家庭内部的延伸，而儿媳作为新家庭成员的加入，使这种冲突外化了。现代家庭尽管有着与社会相对独立的性质，但是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对社会的依赖性和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能使之存在于真空之中。因此，乱伦行为也不可能作为“完全是人家自己个的事”而存在。况且，无论是“恋母情结”、“恋父情结”还是其他什么“情结”产生的乱伦，其中都包含了感情的成分。尽管这种感情是不正常的，但同样具有爱情特征的独占性和排他性。这种“僭位”的感情必定对已经存在或理应存在的应当拥有“正位”感情的社会成员造成伤害。

    由此可见，很久以来（包括原始社会的某些阶段），乱伦就是一种反社会的现象。而且，由于现代家庭生活的相对独立性，乱伦禁忌不可能做到如同原始社会那般无“遮蔽”，乱伦行为的反社会性就变得更加隐蔽和更具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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