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国内性学泰斗潘绥铭教授将来到广州，在广东省科学馆作“21世纪中国的性问题”性学讲座。

    记者昨日了解到，潘绥铭教授的讲座中，将对中国当前最新的性话语如“一夜情”等做出注解，认为它们并非新出现而是新命名，是中国当前性化的一种表现。

    “性化”20年前开始盛行

    潘绥铭教授提出，“性化”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之后开始盛行，将成为21世纪中国性问题的挑战和机遇。主要表现为性现象的公开化、给更多的事物现象赋予性的含义、更加突出性别差异中性的方面、性的词汇增加、成为社会的时尚至少是很少受到反对等。

    潘绥铭认为，性化在中国进行得非常顺利，从过去的“非性化”，到文革时期的压抑，再到性化的巅峰。当前中国由一个威权社会变成了一个自由社会，个人自由度甚至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

    他表示，在性现象的公开化中，最为突出的是在电视广告上，卫生巾广告再也不遮遮掩掩，而是公然在黄金时段播出。这在1994年还是不可想象的，它打破了女性生理的神秘感，促使男性了解女性。在过去时代中，丈夫对妻子的例假几乎一无所知，就很难去了解和关心妻子的感受

    最新“性话语”是性化现象

    对于近年来一些最新的性话语如性感、性福、一夜情、网恋、泡妞等逐渐被人们所熟知，潘绥铭认为，这些新话语并不是新出现的，而是随着性化过程演变而出的新命名，是性化的一种现象。它们所对应的旧词分别是风骚、幸福、露水夫妻、鸿雁传情、死磨硬缠等，都是针对青年和爱情。这些词语并不是实践者们自己创造的，而是传媒加以定义与扩散，迫使人们去接受它，而丧失了自己的思考，政府已经无法控制新话语的传播。

    一夜情并非买卖淫

    对于一夜情，潘绥铭认为其主要特征是“邂逅相逢”、“就性论性”和“互不纠缠”，而并非很多人认为的“来者不拒”、“毫无情感”和“概不负责”的买卖淫。

    首先，“一夜情”在自己与对方的关系中，真正实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次、“一夜情”在自己与其他相关者的关系中，实行“我活，也让别人活”。因此才互不纠缠，也就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的同时，并不去侵犯自己和对方的配偶、恋人、父母亲属等人的权利。

    第三，“一夜情”遵循爱情的定律，既做到了在过程中与特定时段中的“专一”，又不搞“从一而终”。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会在一生中多次结婚，次次专一而且多次离婚，次次合法。在离过婚的人已经占到城市总人口的4.5%的今天，也应该为这种“连续专一多偶”现象多少作一些道德准备。

    第四，“一夜情”把性放回到它原来的位置上去，既不那么可怕又不那么宝贵。顺其自然而已。反过来看，那种鼓吹“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传统道德并不完善。

    潘绥铭认为，就像“一夜情”不是一坏全坏一样，“一夜情”也不可能是一好百好，一夜情肯定会带来害处。

    潘绥铭：

    男，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多次对全国各地色情场所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著有《存在与荒谬》等多部性学专著，被誉为“中国性学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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